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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衰敗之常氏樣本

來源: 編輯:管理員 時間:2014-03-02 瀏覽:
    常氏后人現在已經都轉入了文化學術界,一個商業世家的沒落也造就了一個書香門第幾百年過去了。除了一個常家莊園和祠堂里的牌位,幾乎沒有別的東西能夠證明這個家族往日的榮耀和地位。不只常家,一個曾經號稱“海內最富”的晉商群體也早已時變業衰。
      大家都知道他們是什么人,但是沒人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不過這并不重要。作為晉商衰敗的一個家族樣本,現在來談常氏家族并不過時。
                                      常鳳玄離家
  1948年6月24日,這對于常氏十五代孫常鳳玄來說是個不尋常的日子。
  天剛蒙蒙亮,21歲的高中畢業生常鳳玄就開始起床打點,準備出門。他這一趟是要去北平,投考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他的表哥常風就在北平,是清華大學外語系的畢業生,和北大東語系的季羨林關系不錯,應該能夠給他一些幫助。
  常鳳玄沒收拾什么行李,就帶了幾件夏天的換洗衣裳、考試要用的書和母親的幾個戒指。他的心情很復雜,也有點緊張,這是他第一次單獨離家。他的父親、山西大學教授常贊春已經去世7年了,他排行老五,上面四個哥哥死的死,分家的分家,當兵的當兵。他這一走,家里就只剩下母親和幾個弟弟妹妹,無依無靠。但是他又非走不可。山西只有山西大學一所大學,萬一考不上,就只能去給閻錫山當兵,做炮灰,那是一點指望也沒有了。
  1948年北大東語系錄取名額三個半,最后常鳳玄落榜了。但是這個時候晉中戰役打響了,北平和太原交通、匯兌都斷了,他不得不在北平耽擱下來,這一耽擱就是將近60年。他沒有想到,48年這一走,就一輩子待在北京,再也沒有挪過窩。很難相信,照片上那個五四裝扮的年輕人就是面前說一句話就咳嗽半天的常鳳玄。
  更難相信的是,落魄的常家曾經是山西商人中最顯赫的門庭。《山西外貿志》中這樣記錄常氏家族的規模:“在從事對俄貿易的眾多山西商號中,經營歷史最長、規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車輞常家。常氏一門從乾隆時從事此項貿易開始,沿襲一百五十多年。尤其晚清在恰克圖的十數個較大商號中常氏一門獨占其四,堪稱清代本省的外貿世家。”除了商貿起家,常家后來還在中國的華爾街——山西太谷開設了多家票號,并且是當地“太谷幫”的首領。
      明初到清末,晉商成幫,號稱“海內最富”。山西大學社會學教授行龍分析這個社會現象的成因有三個:一是元末明初,山西在換代戰爭中受損失較少,又比較風調雨順,因此有朱元璋時代的大移民,山西逐漸人稠地窄,人們為生活所迫,通常外出尋找新的出路;二是明代朝廷為了鞏固北方,防止少數民族進入中原,鼓勵百姓去北方邊境一代從商;三是通常所說的“從眾”、“趨利”心態。一個鄰居販茶葉發了財,村子里的其他人當然跟著上。用托爾斯泰的話說:“一個普通的老農民,他的智商也不比一個外交家差。”
  常鳳玄的父親還在世的時候,家里的境況就很不好了。小的時候,他經常看見父親一出家門就被債主抓著領口討債,最后鬧到警察局去。有一年,閻錫山駐軍向下面派款,父親千方百計籌好錢,可還沒等送到,閻錫山卻被打跑了。這也是真實的笑話。“別人是掙了錢買房子買地,我們家是掙了錢就讀書。因為那時候做生意是等而下之的事情,誰都來欺負。”
  清朝的時候,山西民風崇商,這本是對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一次叛逆。但是到了后期,這個價值趨向又一次發生了逆轉,常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常氏家族最鼓勵后代讀書科舉,并且在莊園里設了自家的書院,請當地最有名的先生來教書。常贊春兄弟四個都是舉人,常贊春考進士不成,后來才進京師大學堂的中文系。
  到了常鳳玄這一代,商業已經是一些零碎記憶,就連家族的交際圈子也變了。據常鳳玄表哥常風的外孫女趙蘭回憶,和外祖父信件來往的都是他當年的同學好友,有大學同班同學錢鐘書、楊絳、蕭乾,外祖母郭吾真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是吳晗的同班同學。常風本人在隨筆集《逝水集》中也回憶了自己早年和沈從文、馮至、朱光潛等人的交往。常鳳玄則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退休,研究了一輩子藏族文化,是個清貧固執的知識分子。他說父親留給他幾句話:“群而不黨,有教無類。”
  常氏后人,現在已經都轉入了文化學術界,一個商業世家的沒落也造就了一個書香門第。“人一顯赫就會追求精神上的東西,這不但時髦,也是順理成章的。”行龍說
                                       侯鳥商人
  常家是做茶葉、絲綢貿易發家的,常氏的商貿規模,最遠曾經到達中亞細亞、莫斯科,甚至東歐,在東北、張家口、山西省內都設有分號。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銷售渠道的增多、客戶的增多,簡單的一買一賣已經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常家建立起了產、供、銷一條龍的貿易產業鏈條,在武夷山收購當地茶葉的同時,請當地人來到湖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教當地人栽種茶樹、烘培茶葉,自己提供技術和包銷,并且在當地加工。請專門的承運商負責運輸,自己負責押運。貨物到達一些港口集散地的時候先進行一次分銷或者代理,分擔銷售壓力。
  常氏商人形成了一種類似候鳥的生活狀態:一年四季走南闖北,把茶葉從武夷山經漢口、河南運到山西,再經由關外茶葉絲綢之路運到俄羅斯和東歐。這種遷徙狀態造成了三個問題:
  首先,路途遙遠、戰線過長、成本過大,資金來源就首當其沖。常氏的應對辦法有兩個:一個是在資本運作上實行頂身股制度,就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財東出錢作為銀股,掌柜伙計則根據你的勞力表現,贈以一定的身股,按照今天的說法,叫做干股。這樣就把掌柜、財東、伙計捆綁在字號這一個戰車上,大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山西大學經管學院院長劉建生強調說:“頂身股制度是山西商人的制度創新。”另一個辦法是開展多種經營,除了貿易商號以外,也開設自己家族的票號。這種多種經營,是山西商人的一個特色。票號中大量的流動資金可以作為自家商號的經濟支撐。劉建生評價說:“它是銀企結合、銀企互利、獨立核算,是成體系的。那個時候晉商的整個運營已經如此嚴密,而且還相當先進。這已經不是單純做買賣,還有企業色彩在里面。”
  其次,商人遠游造成山西當地的婚姻問題嚴重。晉商普遍采用學徒培訓制度,以最嚴格的大盛魁為例,規定對選拔的學徒進行長達15年的專門培訓,學習蒙古語、哈薩克語、商品種類、職業道德、實踐鍛煉。15年培訓結束以后,學徒才能夠獲得第一次回家省親的資格。出師以后,不論在何處工作,都是三年返家一次,一住半年。這就是說,學徒必須在進商號之前就解決自己的婚姻大事。所以山西商人有五多:早婚的多、絕后的多、抱養孩子的多、貞婦節婦多、“搭伙計”(當地話,指已婚婦女出軌)的也多。
  第三,商人長年在各地奔波,與當地文化的沖突和磨合也是不可避免的。山西商人一般都會說多種方言,生活習慣也和北方邊境相似,都是以牛羊肉和面食為主。當地一些城鎮的興起也和山西商人的到來有關,比如在包頭,就有“先有復字號,后有包頭城”之說,而復字號正是山西喬家的產業。
  山西商人到了一個地方以后,不許納妾,不許攜帶家眷,因此當他們在一個地方形成氣候、形成幫以后,都會在當地建立會館,作為他們聽戲、聊天、聯絡感情的地方。上世紀八十年代,蘇州要建立戲曲博物館,看中的就是山西寓蘇商人的全晉會館。余秋雨在《山居筆記?抱愧山西》里說:“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松松來蓋了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臺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里找到了。”
                                      雙重的衰敗
  “為什么在很短的時間里,辛亥革命之后短短幾十年,整個晉商稀里嘩啦全倒了?這是有內在原因的。”劉建生認為,晉商的衰敗是制度上的衰敗,也是模式上的衰敗。
  “山西票號商號一般實行無限責任制,當外國銀行引進來了,大清銀行也成立了,他要是改組成有限責任制,損失就會小得多。但是他是無限責任制,他自己沒有主動從頂身股制度走到現代企業制度。這是他致命的制度上的缺陷。”劉建生總結說。
  他把晉商的制度缺陷總結為五點。第一,產權日益不清晰。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企業規模越做越大,頂身股的人員多了,每個人所頂身股的股數也在增多。這樣,身股所占比例慢慢變得大于銀股。那么企業到底是誰的?第二,隨著企業規模做大做強以后,企業家更多的是考慮自己的名譽、地位、利益,他的個人利益性動機和企業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會發生沖突。劉建生舉例說:“山西票號三次改組銀行為什么失敗?首先就是掌柜們不愿意。合組一個銀行,只有一個人能當總經理,幾十家票號的總經理,各自都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概率。”第三,掌柜只負責盈利不負責虧損。虧了虧誰的?虧財東的。第四,山西票號發展到最后,只是家數增多,但是自由資本總量增幅不大,盈利基本上都被分紅了。今天成立一個票號,明天成立一個票號,但是具體到每一個票號,它的資本總額增幅不大,打造不成航空母艦,缺少整合。第五,字號的財東不直接參與經營,而是坐收紅利、養尊處優。當企業強勢的時候,誰也不會跳槽。但是當整個大環境、社會環境出現變化的時候,它就風雨飄搖了,當時卷款外逃的掌柜不在少數。
  山西商人和政府關系密切,這種濃厚的“官商”色彩和模式也是晉商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官商”曾經給晉商帶來或明或暗的好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化解經營風險,并且解決政府和商人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定了兩國邊境貿易的三個通商地點,常氏家族能夠聞風而動、捷足先登、占了先機,也是因為有官方信息來源,信息就是財富。
      但是,這種尋租模式帶來很多社會問題。首先,社會成本增大,消費福利減少。壟斷造成高價,而受害的是老百姓。其次,腐敗問題難以避免,尋租成本會越來越大,胃口越來越大,而且是長期的。第三,機會成本減少。山西商人捐官、行賄、募捐,而這些錢本來可以經營投資。第四,形成路徑依賴。為什么山西商人不想投資現代化工業?因為他對政府的依賴越來越強,來錢容易。清政府一垮臺,對他就是致命的,一個時代過去了,他的增長方式就再也行不通了。
  山西商人向近代投資者轉型,歷史并不是沒有給他們機會。常鳳玄的大哥常鳳鑄,早年留學日本學習機械,精通印刷技術。1921年,他歸國時帶回外國先進機器,在太原開辦了有名的范華印刷廠,廠址就在太原市鐘樓街7號。這并不是常家第一次考慮投資近代工業,更早些時候,1896年和1908年,常家后代曾先后興辦桑園和織布廠,但是都沒有成氣候。
  這個時候,東南沿海的洋務運動已經開始近半個世紀了。事實上,通過印刷、紡織這些輕工業投資來開始家族企業的轉型之路是很明智的選擇,因為它們投資少、見效快、調整容易。但是1917年,在一戰后期,山西爆發大規模的保礦運動,山西商人紛紛出于愛國熱情經營礦業、投資重工業。“重工業投資大、見效慢、調整慢,而且受政治因素影響很大。所以,山西商人向近代工業的轉型是跳躍式的、非常規的。”
  那么,如果沒有保礦運動,是不是晉商的歷史和我們故事的結尾就要改寫?劉建生否認了這種推測:“山西商人,說句不好聽的,玩的是空手道,低進高出,牟取地區之間的商品差價,不是實業。對于他們來說,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財富的象征,也是最穩妥的財富保有形式。他們實際上是一群商人加地主——中國自商鞅變法以后的土地制度、土地觀念造就了這個群體的氣質和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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